朔尔茨在非常时期访华，不仅责任重大，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抵达北京，开启了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行程。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此访也是新冠疫情全面暴发以来欧洲国家领导人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这趟在非同寻常的气氛中展开的访问，距离朔尔茨的前任默克尔最后一次访华已经过去了三年多时间。在此期间，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不断冲击着经济全球化并试图改变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构造，德国也组成了新的三党联合政府并正围绕“默克尔的对外政策遗产”进行激烈辩论。朔尔茨在德国国内政治、欧洲地区形势以及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非常时期访华，不仅责任重大，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德国总理朔尔茨启程访华。图/视觉中国
压力首先来自于德国政府内部和舆论场。在朔尔茨访华前夕，执掌外交部和经济部的绿党在“减少对华依赖”“限制对华交往”等问题上密集发声，并在中远集团入股汉堡港问题上设置障碍、横加阻拦，另一个参与执政的自民党在一些问题上也随声附和。在长达三年的正常交往受限、德国民意被逐渐带偏的背景下，德国国内舆论对于朔尔茨访华的疑虑也不小。作为政府当家人的朔尔茨要坚持平衡务实的对华政策立场，确保他的中国之旅不仅能够成行还要能产出成果，压力可想而知。
另一股压力来自于欧盟内部和大西洋彼岸。欧盟为了实现“参与大国博弈”的目标，不仅要体现对华政策的一致性还试图展现更强硬的姿态，尽管内部没有达成共识，但各种声音难免说三道四，认为朔尔茨访华的背景、时机和议程“脱离了欧盟的协调轨道”。近来法国对德国的不满情绪也延伸到对华政策上，对朔尔茨此访颇有微词。
最直接的压力还是来自华盛顿，美国自然不愿意在动员盟友“一致对华”的关键时刻看到德国特立独行，保持对华合作，并坚持有利于德国、欧洲和世界而唯独会影响美国“战略利益”的对华政策。与朔尔茨访华几乎同时，美国还拉着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七国（G7）外长搞了一个要“对华更强硬的共同立场”，这种直接拆德国政府台的做法已无异于公开干涉德国内政。
作为曾在地方政府、默克尔政府中担任过要职并参与过对华决策的政治家，朔尔茨是德国政府中对华政策最有发言权的人。他了解中德关系在过去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也知道中德合作对于德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他更明白一旦随美国的对华政策起舞，真的走上了对华经贸脱钩断链、政治强硬施压的“邪路”，美国的对华战略中或许会多一枚有用的棋子，但中德合作积累起来的巨大共同利益、德国有赖于中国市场的经济稳定结构、德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就将付诸东流，其结果只能是德国从安全到经济、从能源到市场全面依附于美国并沦为其附庸。
因此，随访的德国工商界代表团既包括多年来在中国市场持续获益的传统行业，也涉及看好中国经济和市场前景并有志于开拓未来的新兴行业，这是对中德有信心要在共同利益基础上迎难而上推进经贸合作的最直观体现。
尽管通过访华来促进合作是朔尔茨的目的之一，因为在“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同时就急着要“减少对华依赖”殊为不智，但他并不仅仅是为了德国的经济利益而来。顶住压力维系并促进对华合作，是表明德国仍然坚持经济全球化愿景、忠实于多边主义承诺并反对国际关系中集团式对抗消极倾向的最强烈信号。
默克尔时期德国获得的经济长足发展、政治影响力的稳步提升，来自于德国充分利用全球化分工带来的有利条件，实现了资源、资本、技术和市场的优化配置，成就了德国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的稳固地位和财政连年盈余的富裕社会。以所谓“去中国化”为名，加剧逆全球化态势和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动摇甚至毁掉德国经济繁荣的根基。这种背景下，德国没有任何理由向压力低头。在真正的多边主义与霸权主义以“中美竞争”之名进行激烈斗争之时，以多边主义、互利合作和倡导和平作为战后复兴之本的德国更没有理由屈服。
在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德关系、中欧关系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尽管目标明确、动力强劲，但也将经历更多的激流险滩。不能指望朔尔茨的一次访问能够解决中德、中欧之间在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各领域交流中的所有问题，但只要坚持共同的全球化理念并付诸实践，捍卫多边主义的共同价值并勠力前行，中德、中欧关系的稳定、互利和共赢的前景就值得期待。
